论文摘要：儒家诗学是儒家先贤把“诗三百”放到政治教化中考量，从礼乐意识中伸展出来的思想智慧。经验的单薄性，决定了儒家诗学有精神旨趣单一、思想结构单调的先天不足。在“独尊儒术”的大背景中，儒家诗学被经典化为一套以“讽”(风刺、风教、风化)为价值核心、号称“诗教”的相对完整的理论话语，并开始了它“泛化”的历程。“泛化”并不是因为儒家诗学结构中有可供拓展的理论空间，而是出于把儒家诗学以“讽”为核心价值的价值观树立为一切文学的“原教旨”的意识形态动机。“泛化”儒家诗学有两大类型：一有“守道护教”般的凝重，一如“梨园扮戏”样轻松。“泛化”儒家诗学的结果，不仅仅表现为涣散了儒家诗学的思想智慧，更为重要的是给中国文学的发展制造了额外的困难。

　　论文关键词：儒家诗学;孔子;淮南《离骚传》;扬雄;白居易

　　作者简介：梁道礼，男，河南长垣人，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

　　本文的论旨，带有一定程度的“问责”性质。在尊孔崇儒之风见长，孔子诞辰日还要盛陈八佾，舞于孔庙之庭;天下有识之雅士和无事之闲人，竞相到儒学里“淘宝”，发掘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中所谓“超时空”的“核心概念”，与种种现代问题对接，以点铁成金、化腐朽为神奇、再造“盛世”的今天，问责儒家诗学“泛化”，多少有点煞风景。然“不如意事十常八九”，在有的时候，煞风景事该做还得做。

　　青青子衿为什么都得读“四书”?该教授在2008年9月26日《人民网》上说，“四书”的“核心概念可以超时空”。“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，不能忘记自己的经典文化”。《深圳商报》上瞎趁热闹的《“四书”进清华有啥可怕》的作者，更煞有介事，把“‘四书’进清华”纳入他“21世纪中西文化博弈”想象中，中国“能不能为人类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”的宏大叙事里去评述。“文化快评”栏目给这则消息配以《捡回来，无疑是必要的》的“快评”，“边鼓”敲得更是震天响：让“‘四书’毁弃，‘五经’蒙尘”，是现代中国制造的一起文化冤案。如今，聪明人“终于开始回过神来，才明白那是溶于血液中，附着于骨头里的东西，无声无息，无影无踪，而又无处不在，缺了它们，有时还真不是个味儿”。《…有啥可怕》和《…无疑必要》的作者读未读过“四书”?不值一问。但敢在报章上昏头胀脑地放言无忌这件事显示，在今天，抽去儒学的历史具体性，以便从中“检”到治国牧民的秘诀，中国文化的“灵魂”，道德、信仰重建的资源，点铁成金，在“与西方文化博弈”的想象中克敌制胜，已经不是几个装傻充愣的社会闲汉闲“发臆怔”，也不止是惯于“趁水和泥”的媚世媒体故放大话、巧造效应，同时还是一些锐意进取的精英之士进行各种“创新”的取径。本文问责儒家诗学“泛化”，虽然不合时宜，但绝不多余。

　　本文题目里的“泛化”，是个略带贬意的摹状词。它描述经验单薄、旨趣单一、结构单调的儒家诗学，以其在“独尊儒术”中养就的良好的自我感觉，在日后文学发展的进程中，不知自我约束，随意涉入根本陌生的文学领域，并在它根本陌生的文学领域里，傲慢而自负地充当“监护者”和“引路人”的姿态和作派，以及道德虚荣感大于艺术真诚心的文学作家，出于种种动机，主动而谦恭地接受规训，或甘为前驱，或虚以逶蛇的行径与习气。

　　中国的文学批评，始于儒家诗学。儒家诗学的原初形态，是儒家先圣把“诗三百”放到礼乐政治平台上考察，从“礼乐”意识中伸展出来的思想智慧，有它自己的一套问题，一套方法。在“百家腾跃”的“诸子”时代，这套问题与方法，以其接触到了某些诗学“元问题”，例如文学社会学的一些问题，曾经成为思想聚焦的中心。在“独尊儒术”的政治思想大背景中，原初形态的儒家诗学，被经典化成一套以“讽”(风刺、风教、风化)为价值核心的相对完整的理论话语。儒家诗学的演绎者把这套理论话语，称之为“诗教”。

　　“诗教”之“教”有“教化”义。在这层意义上，“诗教”，即认定“诗”的全部精神旨趣在“教化”：在“成德之教”中完善人，在政治运作中完善社会，让人与社会同臻“温柔敦厚”之境。这层意义的“诗教”，浓缩着儒家诗学的全部精华，是广为人知的。“诗教”之“教”，又有“条教”义。在两汉，权侔古时诸侯的郡守为推行教化而颁布的政令法规，称作“教”或“条教”。称儒家诗学为“诗‘教’”，意味着在文学思想和文学实践领域里，赋予了儒家诗学类乎“条教”般的权威性。这层意义上的“诗教”，尚未被人正式揭出，却是本文关注的中心。

　　“诗‘教’”化了的儒家诗学，开始了它本文称之为“泛化”的历程。“泛化”儒家诗学的动因，并非由于儒家诗学思想结构中有多少可供“泛化”的开放的理论空间;恰恰相反，儒家诗学一向以“意向单纯”而不是以旨趣丰盈、一向以“中心突出”而不是以边界开放的理论品格，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独树一帜。这种品格的诗学，内敛为“条教”易，要求它延展思想难。“泛化”，只是要把儒家诗学信守的“诗三百”以“讽”(风刺、风教、风化)为价值核心的价值观，设置为一切文学的“原教旨”。而儒家诗学得以如此“泛化”，是由于偶遭时运。“独尊儒术”的意识形态，是儒家诗学“泛化”的动力源泉。“泛化”儒家诗学，先后有两个基本范型。一个有守道护教式的庄重，一个则如“梨园扮戏”样轻松。

　　“泛化”，使儒家诗学成为日后思考一切文学实践的“规定情景”，成为日后一切样式的文学都应该也必须分享的“范式”。有“条教”化了的儒家“诗‘教’”作“范式”，能让文学轻松获得精神上的成就感;同时也为日后的文学实践和文学思考制造出特殊的困难，经常使文学作家在面对文学新经验、涉入文学新边疆时，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。本文就围绕上述内容展开。

　　一

　　儒家诗学的原初形态，是孔子及其弟子以“诗三百”在政治、教化实践中的广泛运用为经验材料，以人的状况的完善与社会状况的完善为期待目标，建构起来的一套关于“诗”即“诗三百”的理论话语。儒家诗学的原初形态，洋溢着原始儒学的实践理性精神，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，自有其光彩照人处。由于“诗三百”在政治、教化实践中的广泛运用，是儒家诗学创始人孔子，以及此后相当长一个时段内的儒家诗学的演绎者，能够在想象中思考、在知识中证实的全部的文学实践，所以儒家诗学尽管自有神采，始终难免有经验单薄、旨趣单一、结构单调之恨。当儒家诗学在日后把自己“泛化”成文学“原教旨”，热衷并扮演一切文学的“监护者”和“引路人”的时候，这种憾恨尤显突出。

　　被广泛认可的观点是，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，“泛化”儒家诗学，始于“少而好赋”、中年毅然转向的西汉著名的辞赋作家和独立学者扬雄。此说不能说无据。当扬雄在《法言·吾子》里言说“赋可以讽

　　乎?曰：讽乎!讽则已;不已，吾恐不免于劝”，言说“或问：景差、唐勒、宋玉、枚乘之赋也益乎?曰：必也淫。淫则奈何?曰：诗人之赋丽以则，辞人之赋丽以淫。”的时候，扬雄已经相当明确地把儒家诗学，当作赋体文学应该遵守的规范来对待了。不过，“泛化”儒家诗学始于扬雄的观点，在细节上尚待补充。事实上，在扬雄按儒家诗学原则衡估辞赋文学的精神旨趣之前，淮南王刘安早已用儒家诗学话语“序《离骚》”了。刘安“序《离骚》”与儒家诗学“泛化”言说的异质性，后文将有辩析。从《汉书·王褒传》还能了解到，在扬雄的言说之前，汉宣帝有过“辞赋大者与‘诗’同义”之说。“辞赋大者与‘诗’同义”之说，为“泛化”儒家诗学的合法性，做出了义理论证。以本文的观点，在儒家诗学“泛化”的问题上，此是第一个有重要意味的事件。汉宣帝在“泛化”儒家诗学进程中举足轻重的意义，留待后论。这里想说的是，扬雄并不像汉宣帝那样，对赋体文学“与‘诗’同义”的前景，充满乐观主义的信心;相反，扬雄在“献赋黄门”之后，对赋体文学是否能够圆满履行这一规范，思想上产生了深刻的疑虑。但是，扬雄还是给后“诗三百”时代的文学作家和文学理论家，标识出了一种如何对待后起的文学新世界的理论立场。这种理论立场，迅速被东�